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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協調難,怎樣防“疫情倒灌”?

以類似“一省包一國”的方式去支援重點國家扭轉抗疫局面。這種減小中國與重災區國家之間疫情“壓力差”的方式,才能消除當地華僑盲目回國的心理根源。

作者:本刊記者 謝奕秋 來源:南風窗 日期:2020-04-03
  “外防輸入、內防擴散、嚴防境外倒灌”,近期不少中國省市制定了這樣的抗疫“三線作戰”目標。前兩個目標,國內統籌得好就能實現,但“嚴防境外倒灌”,要是缺了對方“嚴防輸出”這一環,可就壓力不輕了。
  目前,海外疫情增速已經大大超過了2月湖北疫情的擴散速度。面對即將到來的海外疫情“倒灌”高峯,中國還需要做哪些準備?
 
  對日韓“彼此彼此”
  3月16日,中國官方通報自5天前世衞組織宣佈“全球大流行”以來,全國各口岸日均入境12萬人次,而“在疫情嚴重國家/地區有旅行史”的入境者累計達到6.7萬人次。
  防範疫情倒灌,其實不光是中國政府在做的事。早期暴發疫情的亞洲國家,如今也都在摸索出路。當然,鑑於美國50州都已中招,歐洲全部國家無一躲過,就連人跡罕至的格陵蘭島都有了確診患者,再針對特定國家設置攔截網,效果肯定大不如前。
  但日本不久前已經針對中韓“設限”。其規定3月9日零時起至3月31日,駐中韓使領館發放的赴日單次、多次簽證暫時失效,暫停港澳地區及韓國赴日免籤政策。
  相應地,中韓也取消對日遊客免籤。韓國外交部3月6日召開記者會,宣佈取消日本遊客免籤待遇,並取消所有已對日本發出的簽證許可。中國外交部3天后通知日本駐華使館,從10日零時起暫停對日本遊客實施的免籤措施;工作和探親目的,維持15天以內免籤,但需要中國接待方發的文件。
  一言以蔽之,日本國內的疫情雖然相對較輕,但新增確診數未必就比韓國和中國少多少,既然日方先“見外”,那就“彼此彼此”了。
  對中國來説,現階段乘坐國際航班入境的人員中,外國人僅佔比一成左右,絕大部分入境者還是同胞,而目前針對日本的措施並不覆蓋在日本的中國人,他們回國所帶來的疫病風險仍在。比如,中國在日的十多萬留學生,如果哪天日本大學因疫情吃緊而停課,就會有不少人飛回國。
  由於檢測手段的關係,日本的疫情數字沒有韓國的及時、透明。韓國的數字雖高,但撇開大邱市和慶尚北道,也沒有那麼可怕。截至3月中旬,首爾這樣的特大城市也只有兩三百例確診,比國內北上廣深的數字都要少。
  真正值得擔心的是歐洲國家,它們貢獻了“現存確診數”的七成。鑑於疫情在西歐暴發的速度,這個比例還可能進一步提高。而在歐洲經商、留學的中國人,數量在百萬量級,平時光在意大利就有32萬中國公民,在西班牙有約20萬。在歐中國人儼然成為“疫情倒灌”的主力。
 
  防“倒灌”緊盯歐洲
  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呼籲G7和G20“肩負起責任”,並表示法國將全力推動歐盟在應對疫情方面加強團結協作。他同時呼籲“避免因疫情而陷入民族主義和利己主義陷阱”。
  這些當然都對,比如儘快召開G20視頻峯會,協調醫療物資的全球化生產和調撥。之前德國攔截瑞士24萬個口罩,已經引起不好的國際觀感。沒想到3月11日,德國漢堡海關又在“疏忽”下扣押了瑞士進口商從中國訂購的裝有手術手套的貨運集裝箱,該集裝箱甚至尚未在德國入關。
  這還沒完,意大利一家公司從中國購買了83萬隻口罩,原打算捐給意大利醫院和民防部門,不料卻在德國遭到攔截,經官方交涉獲通關許可後,口罩竟不知去向……
  這一切,源於德國政府3月4日下令禁止出口醫療物資,只有官方對外援助行動例外。在成為眾矢之的後,德國政府宣佈改弦易轍,放鬆對醫療物資的出口禁令,對歐盟夥伴的過境物資予以放行。
  在以鄰為壑方面,法國也不遑多讓。英國國民健康服務局從法國里昂附近的Valmy SAS公司訂購了數百萬只口罩,但因法國已頒令徵用所有防護口罩,該口罩製造商只好取消了來自英國的這筆大訂單。
  歐盟成員國之間(或對外)的這種行為,當然是迫不得已、事急從權,但也反映了超國家行為體—歐盟在公共衞生問題上的角色缺位。德國防長出身的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,直呼“我們都低估了病毒”,但她只是提議歐盟對外來者的非必要旅行實施限制、暫停《申根條約》以便重新實施區內國境檢查,並無權力利用各成員國疫情發展的“時間差”來做好防護物資的調配。
  “歐盟渙散”的後果,很可能是主要成員國的醫療防線被各個擊破。有着5億多人口的歐盟,無法像中國調集各省醫護去支援湖北一樣,讓目前疫情尚輕的東歐各國來馳援西歐。自然,像意大利“封城”、西班牙“封國”這樣看似自我犧牲的舉動,在執行力度上都打了折扣,因為它們預期等不到歐盟的實質救助。
  而像德國這樣的醫療大國,卻因為沒能第一時間封鎖南部邊境,深受鄰國波及,連有志於成為下任總理的基民盟主席候選人默茨、以色列駐德國大使傑里米·伊薩沙洛夫都被確診,現在只好對六七成人口感染(或打疫苗)後形成“羣體免疫”的前景抱有幻想。
  惡性循環下,中國已能感受到歐洲疫情倒灌進來的寒意。截至3月20日,確診總數排全球前15名的海外國家中,12個是歐洲國家,另外3個是伊朗、韓國和美國。套用一句流行語:歐洲抗疫成功,則全球抗疫成功;若歐洲繳械投降,則中國要做長遠打算。
 
  外交協調仍須跟進
  歐盟目前還在奮戰,但步伐有些凌亂。
  所謂“歐盟史無前例關閉邊境30天”只是單向的,是防輸入不防輸出,是限制赴歐洲大陸的大部分旅行(歐盟公民及其家屬,還有科研人員不受此限),而對出境則沒有太多限制。只要能訂到飛往中國的直接或間接航班(比如中轉迪拜、莫斯科),有過分的甚至通過退燒藥躲過機場的體温測試,回到中國本身總體並不難。
  但現在意大利、西班牙相繼“封國”,有關出境的政策細節仍待明確。3月9日因為戒嚴管制,大量中國公民在領取登機牌後被意大利海關拒絕出境。有部分同胞按意大利海關要求,現場銷燬當地居住證後被允許前往中國;但到了當天夜間,有同胞反映,即便當場銷燬居住證,也不被允許前往中國。
  西班牙目前只是關閉陸路邊境,但首相桑切斯表示,不排除將封鎖擴大到空中和海上的可能性。
  回想武漢“封城”後,多國安排包機或包車從武漢撤僑。現在意大利、西班牙“封國”,也有人提議中國外交部考慮安排撤僑事宜。
  之前,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安排了南航包機,接部分同胞回國到長沙等城市,一路上消毒護照正反面、發新口罩,七次量體温,下機專車送至酒店隔離14天,送餐上門,每日量體温,得到了同胞交口稱讚,體現了精細化服務的感召力。
  從更廣的層面看,主要當事國之間的協調,應當涉及今後較長期的出入境和簽證安排,以及防疫物資的接濟調配。中國向意方派出兩批醫療專家組,並盡力提供醫療物資等方面的援助,應該説開了個好頭。
  其實,意大利是較早對中國全面停航的國家。現在,包括意大利在內的很多國家也都在對外輸出病例。一些國家規定從疫情嚴重國家來的旅客,必須經第三國中轉(且在該國隔離14天以上),有轉嫁風險給第三國的嫌疑,且極大地推高了旅行成本。這些問題,有必要在更高的國際層面解決。
  日前,德國交通部長安德里亞斯·朔伊爾建議,禁止來自中國和伊朗的航班在德國境內降落。此言一出,輿論譁然。畢竟,現在德國才是重災區。當初,德國並沒有對中國航班實施禁飛,現在這樣做已經晚了。而朔伊爾這種言論的冒頭,對中國來説不是好消息。
  外交協調難,難在明顯帶有危機時刻的特徵。與中國邦交甚睦的俄羅斯,從2月20日起禁止中國公民入境,並在全國強制隔離所謂違反閉門令的中國人,這隻能説是“疫情壓倒一切”下的臨時措施。
 
  查勘“漏網之魚”
  在近期從歐美、日韓、澳洲、東南亞等境外回國的大軍(航班日均入境2萬人次)中,新冠肺炎患者只是極少數(截至3月21日中午不過確診273例),但他們能量可不小。
  在3月16日北京升級“就近隔離兩週、期滿各省接回”措施(從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四國人員,擴大至所有境外進京人員)之前,已有不少患者在回老家的途中一路播毒。比如,有“毒王”從歐洲經北京回鄭州,有一隊感染者從意大利經上海跑到浙江青田,有患者從沙特經廣州入境甘肅。
  更可氣的是,據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3月16日披露,北京境外輸入的31個確診病例裏,有27個都是在入境前就有發熱等症狀。其中,存在大量瞞報健康信息現象。甚至,美國馬薩諸塞州官方測出32名與生物科技公司Biogen(勃健)有關的確診病例後,該公司本該自我隔離的員工黎某(後被中方確診,並被公司解僱)一路瞞報,與其丈夫和孩子輾轉乘飛機回到了北京。
  而今,像北京這樣“頂格處置”境外來客的國內城市並不多。可以相提並論的是,澳門3月18日起禁止中國以外的非本地居民入境,香港要求3月19日起所有由外國入境香港的人士接受14天強制檢疫或醫學監察,深圳機場則宣稱“所有入境的中國籍旅客都要進行核酸檢測”。
  其他國內城市,也力爭在入境口岸“嚴格閉環分流”,但很難做到頂格處置,何況頂格處置也會因旅客在機場滯留時間長,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。上海也只是從3月17日起將人員“居家或集中隔離14天”的國家名單增加到16個,20日起增加到24個,並不是全覆蓋。這意味着,必然會有“漏網之魚”,需要“流入地”的官方基層組織來查勘。
  少量“漏網之魚”,可能成為刺激地方防疫體系保持敏感性的“鰱魚”。但是,利用剛剛得到緩解的國內醫院救治力量作為後盾,嘗試實行“羣體免疫”策略下的“讓一部分年輕人先感染出抗體來”,則屬於不切實際的想法。
  那種做法,不啻宣告春節後一兩個月全國“禁足”的成果得而復失。雖然對於一場可能持續兩三年的疫情來説,一兩個月的“前功”盡棄也不是不能接受,但要是全球疫情能夠在年底前通過疫苗或藥物控制住,那麼剩下的七八個月裏,繼續“堅壁清野”是當局更願意採取的策略。
 
  “防不勝防”下的抉擇
  為今之計,中國有至少三種策略可選。
  一是當前正在做的,“紮緊籬笆”,尤其針對重點國家人員,執行入境後強制隔離14天且基本自費(比如每人費用200元/天)的政策。與此配套的就是,搭建類似“入境旅客轉運站”的隔離觀察設施,再蓋若干“方艙醫院”和“小湯山”以備後患,同時調配全國醫護人員支援重點入境港口城市。
  這種策略穩紮穩打,但境外“病毒大軍”正在迅速擴軍。按照每天增加兩三萬例確診的速度,中國以外確診總數很快就會突破40萬例。如果部分國家再不作為,4月突破100萬例,也是很容易就達到的數字。隨着“海歸”中病患人數的激增,守“籬笆”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。一旦“潰堤”波及重點城市,也很難有資本(如春節這一“天時”)再打一場類似的“武漢保衞戰”。
  二是“豎起高牆”,即宣佈不允許過去14天到過某些國家的非中國公民入境,甚至斷開與這些國家的直航航班。這是某些國家曾經對中國採取的策略,事實證明效果有限,除非能完全閉關鎖國,否則對方總能通過轉機或先在他國入境14天的方式,來到中國。何況,現在蜂擁回國的人,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。
至於全部禁止入境,應該不在可選範圍內,因為這嚴重影響經濟合作,沒有長期可持續性。固然,一時可以禁止海外華人入境,但在這段時間裏,對方感染的概率提高了,等到解封時,照樣傳回國內。試圖利用這段時間保障疫苗和藥物完全到位,也是一種迷思。疫苗的質量問題、藥物的價格問題,決定了其在年內普及絕非易事。
  三是“全球命運共同體”思維,患難與共,以類似“一省包一國”的方式去支援重點國家(或是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)扭轉抗疫局面。這種減小中國與重災區國家之間疫情“壓力差”的方式,才能消除當地華僑盲目回國的心理根源。但這樣做,有可能暫時抽空中國自己的防衞力量。一旦前述的“紮緊籬笆”做不到,疫情大面積倒灌到國內,那麼也只能“鳴金(從海外)收兵”。
  如果綜合應用前述可行的策略,比如將“不符合應急狀態下入境標準”的某類入境公民集中到武漢或海南島等地(在當地建立“國際抗疫聯防中心”)臨時安置,再通過與美國的合作推進藥物與疫苗的普及,中國不是沒有可能守住國內的防線;另外也通過對外支援,獲得用武之地和外交籌碼,使得對方國家配合將機場檢疫關口前移(不能依賴測體温,起碼要上試劑盒),從而將海外疫情倒灌的風險降到最低。
  事在人為,中國用兩個月時間基本拿下“武漢保衞戰”,也應該有能力和智慧兼顧國內國外兩個抗疫“戰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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